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
1984年4月8日，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中国第一颗静止轨道通信卫星送上了太空。
“看来航天是搞到顶了。”时任航天工业部部长宋健“泼冷水”的背后更多的是担忧。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航天，几乎没了国家任务，“皇粮”不足，人才出走。 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中国航天人意识到，经过30年发展，已10余次成功发射卫星的长征火箭应该在国际市场中有所作为。 于是，他们提出了利用中国火箭去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任务的“大胆”设想。 刚被任命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刘纪原负责改革脱困工作，他认为，航天人发挥自己的优势将长征火箭推向国际市场，既可以为国家赚取外汇，又能锻炼队伍。 那年秋天，由乌可力、陈寿椿、黄作义等10人组成的“发射服务市场开发小组”成立，刘纪原作出批示：“先走出去，了解实际情况后再确定方针。” 航天工业部的外贸窗口——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负责“走出去”事宜。从此，国际舞台上开始频频出现中国航天人的身影。
1985年5月30日，一个以著名火箭专家屠守锷为顾问的4人代表团飞赴日内瓦，参加国际空间商业会议，这是中国航天人首次现身此类会议。 会上，代表团团长、航天工业部科研局总工程师陈寿椿作了题为《中国空间活动及其提供国际服务的可能性》的报告。 报告结束，会场先是惊讶，继而骚动。 之后，中国代表团又播放了介绍长征火箭发射卫星情况的录像片，虽然内容不多，画质也不怎么清晰，但会场炸开了锅。 “因为在这之前，世界几乎无从得知中国航天。”如今已80岁高龄的陈寿椿回忆道，“很多外国专家、记者都争相挤到讲台前去记笔记、拍照，唯恐有任何遗漏之处。” 会议结束，他们刚回到旅馆，来自法、英的记者就叩开了门，抛出尖锐问题，甚至还近乎挑衅似地诘问:你们中国的火箭整流罩是用竹子做的吗? 第二天，法国一家报纸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条消息《羽毛未丰的中国航天技术要参加国际竞争》。一时间，世界舆论哗然。 当年10月26日，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宣布：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 这一消息震撼全球。自此，中国航天也正式踏上了开拓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艰难之路。
长二捆横空出世
就在中国正要进入世界航天发射市场之时，世界航天界接二连三传出噩耗：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起飞后73秒爆炸，7名航天员魂断蓝天。当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航天飞机退出商业飞行。随后，美国大力神、徳尔塔火箭以及欧洲阿里安火箭相继发射失败。100多天内接连发射失败的情形，搅乱了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已经造好等候上天的卫星由于火箭的短缺而在地面滞留。同一时期，新兴的中国航天初显技术实力。然而，一直封闭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只懂科研和技术、不懂得商业经营的航天人，连国内商业市场都不熟悉，更不用提国际商业市场了。更何况，当时国外对中国航天技术知之甚少，怀疑和偏见常常使初出茅庐的市场开发人员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曾一度被对方怀疑为皮包公司的骗子。不懂市场，就老老实实地进行调研，在市场中摸索、学习、成长。1986~1987年间，代表团先后与美国的十几家潜在客户进行了密切联系，曾经1个月连续进行了24场长征火箭推销宣讲。通过交流，这些奔走的航天市场开拓者捕获到准确的卫星发射市场信息。美国航天飞机停飞后遗留的24颗待发射卫星中，长三火箭可发射11颗。更重要的信息是:从1990年开始，大容量、长寿命、高功能的新一代重型通信卫星将取代80年代的通信卫星，长三火箭运载能力已不能满足需求，必须研制新一代更大运载能力的火箭，才能保持我国运载火箭在90年代国际市场的持续竞争力。当时，一院院长王永志、副院长王德臣、老专家屠守锷等力荐研制长征二号捆绑火箭“LM-2E”，长城公司派黄作义出任长城公司驻美办事处主任。中国提出的方案是在加长的长二丙火箭基础上，一级添加4个助推器，二级采用大喷管发动机和推进剂利用系统，把火箭的低轨道运载能力提高到9吨，再寻求国际航天市场上流行的上面级火箭合作，共同挺进主流商用卫星的发射服务市场。美国休斯公司率先接受了图纸上的LM-2E方案，通过双方合作，我国成功中标澳大利亚卫星项目。于是，第一枚为国外市场量身定做的火箭——长二捆横空出世，创造了“拿着草图签订合同、拿着合同找贷款、拿着贷款造火箭”的传奇。
第一枚长二捆火箭提前一天竖立在发射台上
“这张草图非常经典，被发表在美国航空航天杂志上，影响力极大。”曾参与长二捆方案论证的弹道设计专家余梦伦院士回忆道。
生死攸关的“入场券”
从1986年1月到1987年，长城公司拿到了几份商业合同，一切似乎正朝着预期方向迈进。然而，真正的困难才刚刚拉开序幕。中国航天走向国际的商业活动惊动了美国政界。有人声称：中国进入国际卫星发射服务市场，是高技术入侵，将严重损害正在发展的西方商业发射服务利益。
1988年9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双方政府需达成“责任”“技术安全”“商务”3个协议，美国才同意发放卫星出口许可证到中国发射卫星。在市场开发过程中，中国航天人很快意识到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尽快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拿到加入“国际航天俱乐部”的“入场券”。中国航天走向国际市场，不仅是航天系统的新课题，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课题。
1988年11月8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国加入包括《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等在内的3个国际外空条约的决定，并由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签字，完成了手续。这意味着中国航天不再是西方大国眼中的“非法个体户”。同时，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孙家栋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0月和12月，同美国助理国务卿尤·麦卡里斯特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两轮紧张的谈判。 双方终于在当年12月17日和次年的1月26日先后正式签署了两国政府间关于发射服务的3个协议，美国政府同意发放美制卫星到中国发射的许可证。
至此，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大门向中国人开放了。就在形势大好之时，航天人内部产生了分歧。当长二捆火箭的国际市场开拓取得实质进展并签署了澳星发射合同后，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有人甚至提出:只有在拿到12个国外客户的合同后再投产新型火箭，才能规避经济风险。
1988年11月11日至13日，航空航天部在北京大兴召开“关于长二捆绑火箭的技术经济方案评审会”，75名高级专家和院级主管领导到场。这是场生死攸关的“大辩论”。会上，长城公司副总裁陈寿椿做了“LM-2E发射服务市场调查和分析报告”，讲解长达7个半小时，以充分的市场调研为根基，得出了“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新型火箭就必须立即上马”的结论。经过3天伴有“强烈火药味”的讨论，在两种不同思想观念的激烈交锋后，主流意见认为长二捆火箭应当立即立项、研制。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后，中国航天人倾全力奋战，用1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正常36个月研制周期的工作量，比合同规定的日期提前一天将火箭竖立在发射台上。
1990年，长二捆火箭成功履约外星发射合同，之后又使用国产的固体远地点发动机EPKM完成了7次外星发射。这是中国航天史上令人肃然起敬的创举，而“大辩论”的结论和前瞻性观点，在其后10年间长征系列火箭得到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改革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航天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用最快速度、最小成本重建了自己的价值体系。
1988年12月中美政府代表团达成协议后合影留念
“我佩服你们的实干精神”
1990年4月7日21时30分，长三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1990年4月7日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来自香港亚洲卫星公司的代表与17个国家和地区及阿拉伯卫星组织的200多位外宾在发射现场目睹了这一壮观景象。休斯公司负责火箭、卫星技术协调的首席代表斯旦豪尔大为感慨：“我们使用国际上的各种火箭已发射了几十颗卫星，但从未达到过此次发射这么高的入轨精度。”这是中国航天走出国门的开局发射，从1989年1月23日签订合同到实施发射历时仅14个月。紧接着，澳星、瑞典星、亚太星等相继发射成功。
1998年，长征火箭一年6次发射，把10颗外国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标志中国火箭的生产、发射已达到了一定规模。但好景不长，90年代末，中国航天商业发射遭遇失利，加上美国对中国卫星及设备的制裁，中国航天国际商业发射服务陷入低谷。面对困境，中国航天人发愤图强，制定了“72条”“28条”“质量归零双五条”等一系列严格的质量管理规范，并采取“中国火箭+欧洲卫星”“中国火箭+中国卫星平台+欧洲载荷”的创新模式，打破西方国家封锁，重新走向国际，并取得不凡成绩。
进入21世纪，我国首次实现了卫星整星出口零的突破，中国卫星开始登上世界航天舞台。
2007年5月14日，尼星一号发射成功，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整星出口，也是我国第一次以火箭、卫星及在轨交付的方式为国际用户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一种全新的商业发射模式被激活。 在“走出去”的路途中，中国航天输出的不仅是资源、技术，更是人才、经验，多年来，为约10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地面应用系统。
2012年，委内瑞拉遥感卫星项目是中国航天第一个遥感卫星“星地一体化”出口项目，中国航天首次向国外用户提供了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处理、分发、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时间再次回到我国航天开拓国际市场的早期，国际商用航天界质疑不断，但当看到中国长征火箭研制发射成功，都纷纷赞扬中国航天的技术实力和履约精神。“你1986年到休斯公司宣讲长征火箭时，我也在场。现在看来，你那时讲的事，你们都做到了，我佩服你们的实干精神。”休斯公司资深专家怀特曼再见到黄作义时说。
（来源：中国航天报）
